在逆境中奔跑散文

在逆境中奔跑散文

　　二0一0 年九月六日，十五岁的儿子开始了高中生活的第一天。 早上七点半， 在去学院上班的途中，我驱车将他送到离家四公里外的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城北大学预科高中。 看着面前窗明几净的教学楼、楼前绿草如茵的草坪和郁郁葱葱的树木，我的心情既高兴又不平静。 在过去的十年中， 从孩子学前班开始， 美国的校园生活是我再熟悉不过的情景： 宽大明亮的教室、 室内四季如春的气温、接送学生的黄色校车、十几到二十几人的小班、 和学生餐厅提供的品种各异的三明治、比萨饼、 色拉、 牛奶等餐饮。 这些在美国人习以为常的学生生活对我一个三十多年前求学的中国中学生来说就像天方夜谭， 不由得勾起我对自己中学时代读书生活 的回忆。

　　吃：能吃饱饭都是奢侈

　　在我的记忆中， 全家能吃饱饭都是奢侈， 根本谈不上饭菜的质量和营养，终年以 玉米、土豆、红薯为主。 从十四岁时离家开始寄宿 生活到高中毕业， 温饱始终是困扰我四年的问题。

　　一九七九年夏末， 又一个欠收年。我背着家里人从口里节省下的肤色很黑的麦面饼子第一次出远门来到距家三公里外的下坊 中学读初中二年级。那时候， 同学们的家庭都很困难， 有的还相当困难， 带的口粮不够充饥， 经常有 偷拿其他同学干粮的事情发生。 有一天，我发现还有供两天吃的饼子从我的网兜里消失了， 我惊慌得不知所措， 后两天吃什么呢？想到爸爸妈妈和几个兄妹吃糠咽菜才给我省出这几个饼不翼而飞， 我泪水夺眶而出， 愧疚得好像自己做错了什么事， 心里搅得难受。 我找到了教导主任， 诉说了发生的一切。教导主任个头不高， 说话有条不紊。 他很同情地听了我的故事， 并让我先从同学处借几个饼子以度难关。 在接下来的全校例会上， 他还告诫同学们不要拿别人的东西，特别是干粮。

　　因为家境困难， 在学校买不起饭， 同学们每个周末都从家里取馍， 带瓶家里腌制 的咸菜，开饭时学校用蒸笼把学生带的馍 热一下。 中午和下午学生可以从灶房买一碗玉米糁子，都是从家里带来交给学校的。冬天还好过， 因为气温低， 馍不容易坏； 夏天由于湿热， 馍最多能放三天就发霉， 我们都将馍放在网兜里， 宿舍的窗户终日开着以便通风， 可是麻雀经常飞进来， 把 馍上啄成坑坑洼洼的小洞， 更经常把粪便留在馍上、网兜上。 在外寄宿的四年中（包括高中两年）， 麻雀和人同食几乎是家常便饭。 我将粪便去除， 心理觉得不干净， 但只能如此。 每年冬天， 特别是天气寒冷的大雪天， 麻雀无处觅食， 就侯在厨房周围的几个树上， 一到开饭时， 学生刚将自己的馍从蒸笼里取出， 成群的麻雀就从周围的树上飞捕下来， 散开在笼里，去捡吃落下的馍屑， 并把粪便留下。 在学生把下顿 吃的馍放在笼里前， 炊事员挥起大刷子几下将笼 清扫， 麻雀粪便即 黏在了笼上， 学生下顿从笼里取自己加热的馒头时， 粪便就粘在了馍上， 看起来都倒胃口， 可我一吃就是四年。

　　鸟粪虽然恶心， 但那是暂时的， 面对繁重的学习，不等把一顿饭吃完我就将它忘得一干二净， 只是在下一顿开饭时又 被强迫地面对它。 最困难的是我吃了上顿没下顿。 在下坊中学就读时， 有一年家里穷得连 玉米面馍都给我供不上， 用给牲口吃的糜子面充饥； 在甘井 中学读高一时， 家里穷得揭不开锅， 只能上山砍柴买回点粮食。 当时甘井镇附近有个纤维板厂收剁碎的柴， 我周六早上同家人一起到离家三公里外的山上砍柴， 星期天一起步行九公里将它卖掉， 然后家人在镇上买些粮食，拉着车回去， 我步行到镇上的高中。 由于饥饿实实在在的摆在面前， 我想要是能吃饱饭， 不为口粮犯难那该多好。在甘井高中读书时， 每每 看到老师们一手 提一瓶热水， 另一手端着从食堂买回的饭和放在碗上的白面馒头走过校园，我眼巴巴地看着， 强将口水压在肚里， 并幻想着某一天自己也能吃上那样白的馒头。

　　三十多年过去了， 我至今仍记得学校会餐时的情景： 在朝阳小学读书时， 元旦一天有会餐， 五六个同学一个小组， 有两三个菜， 其中每人可吃到一片肉。 同学们蹲在食堂外面的土地上，头上飘着雪花， 刺骨的寒风刮着，但同学们心里热乎乎的， 围在一起用餐、说笑。 那也是大家吃的最好的饭， 因为在家里也只是过年才吃一回肉。 在下坊中学读书时， 元旦中午， 学校犒劳学生，可以免费吃饱玉米糁子， 而且糁子比平时稠， 我通常都吃两碗， 然后学校放半天假； 在甘井高中读书时， 为了应考， 高二的学生提前结束暑假 来到学校补课。因为学生少， 灶上有时做炒菜面。 卖饭时食堂师傅一只脚踩在 锅台上， 给每个人盛饭， 有时卖不完， 可以允许学生买第二次， 记得面条特别香。 比起我们顿顿喝的白开水和从家里带的已经放了几天的馍和菜，新鲜的面条 让我们换了一个口味。 在合阳中学参加高考时， 由于每个考生缴了几元钱的伙食费， 那三天的生活是我那时吃的最好的。 中午和下午有炒白菜和粉条， 至少一顿有一到两片肉。 比起我四年中吃的保存一周的发霉的馍 和变了味的菜 和白开水， 这种生活就像天堂。

　　穿：我穿的都是我妈缝制的衣服

　　在我十年的求学中， 我穿的几乎都是我妈缝制的衣服， 而且衣服很少， 连换洗的都没有。 夏天最多有两件单衣 或单裤， 一件会好一点， 另一件上面不是有补丁就是有洞。 最难受的是季节转换时没有合适的换季衣服。 深秋了， 早上起来冷飕飕的， 可是棉衣还没有着落， 因为买不到棉花。 生产队种的所有棉花 都交给了国家， 家里的自留地又不允许种， 所以棉衣里中装的永远都是旧棉套， 从一件棉衣换到另一件棉衣， 一穿 就是七八年， 保暖性能越来越差， 直到 棉花变成黑乎乎的硬粘片还在用。 在使用时， 妈妈总是将硬块一点点撕开揉软以便 装在棉衣里能保暖些。 家里做的棉衣面子总是黑的， 因为商店里只出售这种颜色的布料； 内衬则由破布片拼成， 从家里人穿过的旧衣服上剪下来拼到一起， 颜色五花八门， 质地 也不一样。 从外面看是件像样的棉衣， 若要看内衬， 则是花花绿绿， 补丁摞补丁。 为了下一年还能继续穿， 我里面套一件衬衣， 以便不弄脏它， 加之 洗起来也方便些。 衬衣要么是破旧的衬衫， 要么是汗味刺鼻 的秋衣， 领口黑黑的，上面有时长有虱子。我只有在周末回家时家人用开水烫洗一下， 然后返校时再穿； 有时遇到阴天或雪天洗的内衣干不了， 我就只穿一件棉袄，风 从袖口 襟下吹进， 冷得刺骨。

　　从冬天交上夏天时， 天气越来越热， 旧棉袄、旧棉裤穿在身上热得人发慌， 可就是没钱换上单衣。 穿过一个或数个冬天的棉衣， 特别是棉裤里 的旧棉套 早已拥 成疙瘩， 积在靠下的裤管里， 腰间的棉套也脱落到腿上， 只剩下单单 的裤面 和里衬在我腿上晃来荡去， 要时时提起才不会坠下， 跑起来就更费力。 我就像两腿装着铅 的小丑， 需要费好大的力气才能跑快。 中午天气放热时， 灌满棉套疙瘩的两条裤腿由于汗湿， 变得更加沉重， 怎么跑起来也追不上我的同学。 我当时想 要是把棉裤脱掉 换上单衣， 我肯定能像脱缰的野马尽情地奔跑。

　　住：我四年 睡在砖地上

　　从一九七九年开始到一九八三年考上大学， 我在砖地上睡过四年。 第一次出远门到下坊 中学读书时， 家里穷的连一床被子都没有。 当时家里只有两床被子。 我妈和两个妹妹三个人用一床， 我爸 和我们三个兄弟用另一床。 拿走一床即意味着家人没有任何被子可盖。 开学的日子渐近， 家庭情况比我家稍微好一点的姑姑说可以将她家的一床被子供我用， 解了燃眉之急。 有了被子 我再不能奢望有褥子， 因为家人从来都没有用过褥子，土炕上放一张粗糙的席子，我们就睡在上面。 有时席子上的竹签会扎入肉中， 妈妈就用针挑出。 可是我要出门， 宿舍里除了光秃秃的砖地 连席子也没有。 开学那天， 我背上 我姑给的被子来到学校， 用一块塑料纸铺在地上， 把 被子一半铺在身下一半盖在身上。 后来邻村的一个同学较我早一点缝上褥子，由于我们的铺位挨着， 他很慷慨的让我分享他的褥子。 在快要交冬天时， 家里才勉强给我做了一个褥子。 下坊 中学的宿舍在窑洞里， 中间是一个有两尺左右的走道， 两边是睡铺， 一个挨一个， 能睡三十几个同学。 冬天同学们从山上采来芦苇做成窗帘和门帘用来御寒，因为人多， 窑洞 也不觉得冷。在甘井 高中读书时， 宿舍是一个大瓦房，夏天很热，冬天很冷， 中间是个窄过道， 两边也是通铺， 屋里 有两个从梁上悬下的大竹杆， 让学生挂从家里带来的馍和菜。 这也是麻雀最肆虐的地盘， 经常给馍 上和包上留下粪便。 夏天由于潮湿， 跳蚤很多，上完晚自习回宿舍睡觉时，一踏进去， 地上的跳蚤立即就跳满两腿， 感觉只要用两个手掌一拍， 跳蚤会成片地从腿上落下来。晚上经常被咬得难以入睡， 第二天身上都是跳蚤留下的暗红的小血斑。

　　行：我行走在泥泞的道路上

　　去就读的朝阳小学 距家有一公里左右， 下坊 中学距家有三公里， 甘井高中距家有八公里， 我都是步行的。 那时没有公共汽车， 有自行车的人家也很少， 去一个地方都是步行， 走路是理所当然的。 况且我又 四肢健全， 步行 实在是一件最容易的事， 只要迈腿， 你就走在了路上， 不要花费任何钱； 距离的长短也不是什么问题，只有有时间。当时我幼稚地想只要走路能解决吃饭穿衣交学费等问题， 我愿意一辈子走下去。 唯一的不便就是下雨天， 道路泥泞， 走在泥路上面， 深一脚浅一脚， 鞋上沾满泥巴， 裤腿上也是泥， 贴在身上极不舒服。 特别是将近收秋的季节， 连阴雨几个星期断断续续下个不停， 泥土路的路面早已湿透， 泥浆遍地， 有时 都没过脚踝， 布鞋 早看不出颜色和形状。 上过十年学， 没用过一把伞。 在吃饭和穿衣都满足不了的年代， 谁还会花上几元钱买把伞以备 雨天使用？要是能找到一片稍大的没有洞的塑料布都是幸运的。 更多时 则用家里装过尿素和磷肥的袋子。 大一点的尿素袋子 就更好了。 从一角折进去， 即 成一个三角状的帽子， 正好顶在头上， 让袋体盖在身上， 就是简易 的雨具， 可惜都太小， 挡不住全身， 上衣一大片都是湿的， 裤子根本就盖不上。 回到学校把鞋子上的泥巴蹭掉， 穿着办湿半干的衣服就去自习了。 在我的记忆中， 我从未因大风雨雪等天气而耽误过一天学， 也不记得我的同学因为天气缺课。 相对起生活中的那么多困难， 恶略的天气和泥泞的道路显得微不足道。 就这样凭着两条腿， 每周步行一来回，我走完了在朝阳小学的三年、下坊中学和甘井高中的四年求学生活， 涉足数千多公里。

　　我的肩上有太多的重负

　　由于家境的贫寒和父母的辛劳， 我觉得我的学习机会来的非常不容易， 我没有任何理由不珍惜它。 我懂事很早， 总觉得无论做什么， 我都要把它做好， 学习上更不能含糊。 可是真正懂得学习的重要性则要到初二，从我开始寄宿生活之后。 在此 之前， 有两位老师的启蒙非常重要， 也使我终生难忘。 一位就是当时教我语文的郝积玉老师。 他当时还是个高中毕业刚参加工作不久的的年轻人， 只记得他说过一句话。 那是一九七七年九月的一天， 我刚上五年级， 全校学生在积肥，他对旁边教我数学的翟建民老师说， “这个同学以后能考上大学”。 这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 十二岁的我根本不知道大学是什么， 但我觉得那肯定是 值得去的有吃有穿的好地方。 在以后的几年里， 我始终默默记着那句话 并将它变成现实。 翟建民老师从四年级到六年级都教我数学。 从初二到初三 又 教我英语。 他对我的期望和帮助 是所有教过我的老师中最大的。他和我同住一个村， 家境殷实，我们家上顿不接下顿时到他家去借， 他爷爷和奶奶总会借给父母一碗面或一袋粮食。翟老师对我要求也非常严格。 不认真学习， 上课迟到都要受到严格管教。 在家里穷得连练习本都买不起时， 他把 学生用完的考卷给我做练习本。 我把试卷折起来， 用背面做题或写字。 老师的帮助、同情和严格要求让我觉得我没有任何理由不把学习学好。 我觉得我只能成功， 不能失败。 我肩负着太多的期望， 有父母的，兄弟姐妹的， 也有老师的。在下坊 和甘井 就读困难到连饭都解吃不上的日子， 只要心里稍微松懈 就会像村里其他孩子停学在家务农， 但我从来没有产生辍学的念头。 在高一时我因为交不上几元钱的学费被班主任要求停课步行回家来回十五公里去取学费 我都没有动摇。 父母挨家窜户从村东头跑到村西头，终于凑足了几元钱， 我当天就返回了学校。

　　在中学时 我是个中等个头、皮肤黝黑兼偏瘦的学生， 外貌 无任何瞩目， 但你要注视我的眼睛， 在全班五十多人的教室， 你会觉出我的与众不同， 因为我的眼睛是那样集中， 专注。 我在肩负着一种使命，那就是我必须成为我们家第一个受教育的人、第一个走进大学校门的人、和第一个告别这穷乡僻壤 去外面的世界过一种比父辈们辛苦小点能吃饱穿暖的生活。 在同其他同学的相比中， 我发现虽然我们都在一个班听课， 虽然大家的日子都很辛苦，但我的处境比他们更差， 因此我肩负的责任更重。在其他同学忙中偷闲地玩耍一会时，我会默默地在书桌旁用功； 在大部分同学都熄灯上床后， 我必须再多学习一会儿， 只有这样我才觉得对得起家人 ， 对得起我自己， 虽然大字不识几个的父母从来没有问过我在学校的学习情况。

　　我从来不是班上最聪明的， 但我是班上最刻苦的的同学之一。 各门功课成绩都名列前茅， 学习也丝毫不吃力。我有惊人的记忆力，记得快，记得准。老师要求背诵的政治、历史、语文我总是最先记住。我开始学习英语比其他同学晚了一年，但是一旦我对英语发生了兴趣，我很快就能将很多课文倒背如流，让我的同学们惊叹不已。初中二年级时，全校举行过一次朗诵会，英语翟老师让我面对全校三百名学生当场背诵了几篇英语课文。这虽然是我第一次面对如此众多的观众， 我还是顺利地背出了所有课文。顷刻之间全校的师生都知道了我的姓名，把我和英语联系到了一起。这是我的英语天赋的最早展露。靠着它我顺利地考取了西安外国语大学的英语系，毕业后又考取研究生， 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以后又留学美国，获得美国文学博士学位，成为美国大学的一位英语教授。

　　物质生活是艰辛的、缺乏的，但我的精神生活却很愉快和充实。我有用不完的力气，从来都不觉得累，每天都精神集中，对知识充满了好奇和向往。我从来没有在贫穷面前却步。 在面临断炊、 断衣 和断学费时， 我也曾为自己出身的不幸 感到羞愧， 但那只是刹那间的想法，从没对我的学习和自信带来影响。我的好的成绩填补了我物质生活上的很多不足，是它们给了我永远向上的动力，是它们给了我信心和勇气，让我觉得我的尊严和价值。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我的自信、决心、毅力来自于和我有同样处境的同学，来自于这块贫瘠的土地上生生不息与困境斗争永不放弃的父辈和他们的父辈，我并不是唯一的成功者。在我居住的陕西省合阳县，当时每年有成千上万的莘莘学子通过高考踏上了与他们父辈迥然不同的道路，是这块黄土地提供了他们物质和精神食粮。我参加高考的一九八三年，即恢复高考的第六年，一批和我年龄相仿的青年人视高考为改变他们人生的唯一途径参加了那年的考试。那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吹到农村，农村虽实行包产到户，但农民的生活还很苦，交过公粮后所剩无几，每年青黄不接时 都会为吃饱饭发愁。高考无疑是改变他们身份的唯一途径。走出去就不会挨饿， 而且不会像父辈那样终年累死累活地 劳作在田间到年终还是食不果腹， 衣不蔽体。 所以同学们都知道学习的目的。校园里书声朗朗，学生专心学习，你争我赶，教师用心教学，甘愿奉献，同学们都憋着一口气想进大学校门。在校园熄灯后我们点上煤油灯再学习一两个小时。有的同学还站在校园的路灯下，借着微弱的灯光踱着步子，背着英语、语文、历史等。在我们那个六十多人的文科班，最终考取大学的有四十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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