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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荡三章散文
一、藏山
游雁荡途中，我总会不自觉地抬头，想看看天。
擦崖而过的浮云，总会被我幻想成一张躲向山背面的纠结的脸，一张由解完牛后踌躇满志的庖丁、与蜷缩于暗室中翻来覆去数金币的葛朗台，重叠而成的怪异的脸。
如果真有造物主，那么，对于雁荡山，他的心态一定很复杂，在庖丁与葛朗台之间，摇摆不定。
这种心态的直接后果便是，雁荡之美，被极其吝啬地分割成多块，展示的同时也意味着隐藏；收与放之间，经过了周密的计算，绝不让人一眼看透看穿。
与其他名山不同，雁荡很少有所谓的最佳观景点。比如同一个剪刀峰，在不同角度，朝天的双剪居然可以绞出至少八种造型，甚至可以将出塞的昭君变幻成狰狞的巨鳄——
雁荡石之美，被一一拆解，隐藏于不同的方位。
雁荡也没有最佳的游览时间。同一簇灵峰，幽明景致迥异。以月之寒光为唤醒山灵的古老咒语，一寸寸褪去刀劈斧削的雄浑盔甲，一寸寸将百炼钢化成绕指柔；不经意间，满山满谷都是如水的相思——
雁荡峰之美，被一一拆解，隐藏于不同的光线。
雁荡甚至没有最佳的游赏季节。“欲写龙湫难着笔”：晴雨阴晴，湫龙喜怒无常。197米的距离，山谷里的每一阵松风，崖壁上的每一个褶皱，都有可能改变水流的节奏和走向，或是婉约，或是豪放，或是潇洒，或是暴躁（我们来时，正值暴雨初停，瀑水如玉龙齐辔俯冲，奋鬣咆哮，雷霆万钧，有击穿山谷之势，同行文友多有数游雁荡者，均言为平生首见）——
雁荡水之美，被一一拆解，隐藏于不同的天气。
如果说，这些隐藏还属于“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话，那么，关于整个雁荡的布局，也始终围绕着一个“藏”字。沈括是雁荡较早的推介者，他曾如此描绘这片山地留给他的印象：“（予观雁荡诸峰），不类他山，皆包在诸谷中，自岭外望之，都无所见，至巨谷中则深然干霄。”对此，五百年多后的徐霞客也深有同感：“（雁荡）绝壁四合，摩天劈地，曲折而入，如另辟一寰界。”——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三上雁荡，可被称为“雁山第一胜景”的三折瀑，还是瞒过了霞客阅山无数的慧眼，直到上世纪才被发现。
假如再联系到雁荡艰难而缓慢的开山历程：虽然早在南北朝便已经引起谢灵运的注意，但真正为人所知却要等到北宋，并且在之后的几百年间，由于战火或者明清两朝的海禁，偏于一隅的雁荡，始终荒芜而萧条；遗憾之余，我们却也不难感受造物主对这片东南山地的珍惜和不舍。
令人感慨的是，雁荡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惊艳亮相，竟然缘起朝廷的伐木工程；可以想象，当被强行揭开盖幕的雁山首次坦露在天地之间时，那一刻全体匠人如痴如醉的表情。
如果真有造物主，在那片用来隔绝人间的参天古木轰然倒下时，必然会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
如此想来，仰头望天，不知何处传来一声空旷而苍凉的雁鸣。
二、洞府
羊角洞。
这座深嵌于山腰的洞府，名称随意而鄙俗；但细思之下，却似乎隐含着某种不同寻常的信息。
有说缘由洞外有峰名羊角；有说缘由洞内有井名羊角；有说缘由洞深而曲如同羊角——即便是当地人，好像也说不清这处雁山支脉名称的确切来历。
而我却想起了《逍遥游》。“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在庄周的辞典里，羊角，是一股拔地而起、直通云霄的神奇旋风。
据说从汉朝起，便陆续有人在此飞升。直到咸丰年间，还有一位炼师陈体阳，在洞中面壁十年，终于得道羽蜕而去。因此，羊角洞也便成了整个雁荡景区中最神秘的一处。
虽然未曾学过风水堪舆之术，但仅从此处的峰峦名称，我也能感受到一种明显的道家气场：左有狮、兔、葫芦，右有笔、剑、蟾蜍，五马列阵于前，龟蛇扈卫于后。行走其间，时有错觉，仿佛彼此举动，俱是手捏剑诀，脚踏八卦。
可洞府之中，供奉的除了道教三清，平起平坐的竟然还有北宋杨门忠烈。令公令婆，五郎七郎、桂英宗保，怒目戎装，正气凛然。崖壁上，“玉清宫”、“观音洞”的匾额边，也赫然标了处“天波府”。
杨家远在山西，怎会在此出现道场？难道是宋室南渡，杨氏随迁至此？或是杨羊同音，乡人借来寄托虔诚？又抑或是此间某姓曾得过杨家恩惠，世代感戴香火不绝？然读遍楹联碑记，依旧毫无头绪：蒲团与神像之间，所有的线索都已被细心地扯断抹净。
方在疑惑，又见殿前石阶上坐一鹤发老道，腰直身轻，目光炯炯。同行文友纷纷凑前合影，冀能沾得些许仙气。有人恭询高寿，道长接过一支敬烟，吞吐移时，轻轻弹落一截烟灰，含糊应答已在此山五十余年；旁人早有领悟，悄声云此老必然已过百岁。道长眼光一闪，隐然一笑，撇下众人，起身进入殿中。鞋底生风，阶上烟灰瞬间消散无踪。
欷歔声中，沿着崖腰继续缓行。忽见路牌指示，直前便是“牛鼻子洞”——“牛鼻子”者，道士的谑称也——念及《道德经》“上德若谷，大白若辱”，不由心中一动，转身再望此洞，愈觉幽深难测。
眼光流转，群峦起伏延展，迎面海水山风，飘飘有如羽化。忽觉远山遥处，一峰顶端竟窅然有孔透亮，不禁大呼小叫，有说锁眼，有说风洞。
恰有一壮年道者经过，闻言应声道，此乃仙桥。心中又是一动：同一石孔，我观其内为锁，彼观其外为桥，锁桥两者，意象截然。
正沉吟间，只见那位道人跨出围栏，走上悬空的崖梁，背对着我等便掀开了衣襟小解。
对着脚底群山，旁若无人。
三、牌坊
如果用铁轨来丈量，乐清与北京之间的距离是2075公里；也就是说，南阁村的牌坊，从起点到终点——即审批地到施工地——足足有四千多里路。
或许还得翻上一倍——南阁牌坊的第一块基石，实际上从章纶二十六岁那年，迎着北风，背上单薄的行李走出村口，踉跄走向陌生的京城时就已经埋下。
营造牌坊的过程同样遥远而漫长。从章纶在北京斩获的第一座牌坊“会魁”，到他的曾孙章朝凤请回的“世进士”，南阁村的七座牌坊（目前留存五座），章家四代人足足修了一个世纪。
九千里，一百年，如今都浓缩在了这短短一百五十米鹅卵石铺成的狭窄村道上。五座牌坊一字形依次排开，每一次的穿越，依稀都带上了在时间长河中溯流而上的沧桑。我不知道章纶的后人每日行走在这五座据称是国内保存最完整的明代木牌坊群之间时会有什么感觉。不过，在俭朴的章纶故居，在乡人对这位先祖的记叙中，除了骄傲，我还看到了一些类似于《三言二拍》的情节。
比如章纶曾在客栈中拾得一箱珠宝，虽价值连城却毫不动心，还给了失主；善有善报，日后章纶入狱，刑官便是当年的失主，动刑时手下留情，保住了章纶的性命。又比如章纶赶考途中，借宿某大户家，户主对章纶青眼有加，将女儿许配给了他；待到章纶折桂而回，这位小姐却得病双目失明；章纶不遗不弃，慨然迎娶，夫妻一生恩爱，白头到老。
最具传奇性的是，章纶曾经蒙冤，被皇帝定了死罪，在行刑那天，突然天昏地暗风沙大作，有人说这是枉杀忠臣天象示警，皇帝惊慌，连忙下令将章纶从鬼门关放了回来。据说这个故事还被敷演成了温州高腔《九更天》。
虽然匪夷所思，但我毫不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因为在我翻看《明史》中章纶的传记时，找到了有关此事的记载：“会大风扬沙，昼晦，狱得稍缓，令锢之。”我也知道，这一场大狱，连接着明朝一大关节：英宗与代宗的皇位之争。可以说，在那场殊死的终极博弈中，章纶也是被卷入漩涡的一片树叶。
有关皇位的较量极其精彩，然而我更感兴趣的是章纶本人。据《明史》记载，这是一个倔强的老头，方方正正，满肚子不合时宜的想法，喜欢唱反调，很不讨人喜欢。虽然他这一方获得了最终的胜利，但没捞着什么好处，还被他拼上性命拥戴的新皇帝有意无意地冷落，发配到南京坐了十八年的冷板凳，终于在1476年，六十四岁时黯然告老还乡。
“会魁”坊建于1439年，“方伯”坊建于1465年，章纶回到南阁时，应该看到了这两座朝廷表彰他的牌坊。我猜测，当章纶用已经长出老年斑的手抚摩着牌坊粗糙的柱基时，心头想必一片苍凉，还有如梦初醒般的幻灭感。
这两座牌坊就像一对锋利的铡刀，切去了章纶曾经的热血和理想，也切去了章纶的棱角和锋芒，以一种温顺而庄严的姿势，默默拱立在这东南角落的一个小小山村内。
再没有争斗，再没有冷眼，甚至再没有输赢对错，只留下几个冰冷的金色大字。九千里，四十年，一辈子就在横平竖直的笔划间烟消云散。
回乡七年后，章纶去世。章纶逝后，在“方伯”与“会魁”之间，朝廷又为这位再也不会惹麻烦的老臣树了一座“尚书”坊。
今天的“尚书”坊附近，是一个老年活动室。我们走过时，里面的录像机播着一部戏曲，十来位老人正看得入神。
鼓点铿锵，管弦呕哑，不知道演的是否就是那部《九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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