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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口的召唤散文
记忆中，小时候的清晨总是在声声洪亮的召唤声中开始的。
那是在村口的两棵大树下，族里的二爷爷每天准时往那儿一站，干咳几声作为前奏，然后会把双手拢在嘴边，大声招呼着：“上工了……上工啰……”
前面还应该有个语气词，不是“哎”就是“啊”，声音拖得很长，村子里人人都能听到，听到的内容还有紧接着的山谷里的回音。
那时候，我们很小，小到我们已经记不大清自己当时是个什么样子了。几十年过后，那时的村子在脑海里只留下了一幅画，画的四周是环抱的青山，中间是方正的水田，还有是带状的炊烟将画面切成两段。也只有这样的一个轮廓了，至于上面走过几条水牛，还有多少路人，开的是桃花还是杏花，我真的说不上来了。
那只能是一幅写意画。
那幅画上不时会发出缕缕的清香——油菜花开的清香，麦苗生长的清香，都是土地的赐予。
土地曾经是我们生活的全部内涵和外延。
土地还会诱导你渐次地打开那业已尘封的画卷。
一
二爷爷是我记忆当中的第一个队长，他是我远房的一个长辈。我爷爷也当过队长，但我记事的时候他因为年龄原因已经卸任很久了。不过，人们见到他的时候，总是习惯性地称他为“张队长”或者是“老队长”，语气当中充满着敬重。
我们小时候流行一句歌谣：“小伢子，快快长，长大以后当队长”，可见队长的尊宠。
队长来源于民选，选上的人一定是全村最会干活的人，是靠锄头说话的。队长的职责是带领全村所有的劳力认真地干活。队长后面还有个会计，专门替每户劳力记公分，年底的时候再统一结算。每户全年的收成完全取决于平时的积累，所以在二爷爷三五声召唤之后，每家每户的大人都带着劳动工具，向晒谷场走出，向已经在晒谷场等候的二爷爷走去，然后向田间地头走去。
那是怎样的一支队伍啊！山一样的男人扛着铁犁，拎着铁锹，大踏步走在前面，路面都不时地摇晃；黑里透红的女人们挑着担子拿着镰刀跟在后面；小伙子们一拳可以打倒一堵墙，姑娘们辫子能拖到腰间，打打闹闹得嬉笑不绝；水牛始终沉稳着，有节奏地吐着粗气，像是参透了世事繁华而不急不躁；布谷鸟调皮捣蛋，躲在山涧深处肆意地命令着耕作的人们，我们甚至都能想象出它们的鬼脸。
我们还没到上学的年纪，所有的任务就是玩，想着各种各样的方式去玩，到处都是我们的游乐场。
我们可以在麻地里收集麻秆，然后两两扎好，交叉穿在一起，来回扯动，这是我们的胡琴；我们还可以在水塘的边缘采摘很多像麦苗一样的水草，用一根铁丝串起来，挂着下颚，这是我们的胡须；我们会把一根竹竿前段裂开，夹上一个小铁环，然后推着前行；我们还会用潮湿的泥土做成一个泥炮，然后翻过来高高举起，使劲往地下一砸，看谁的炮更响亮。
整个村子的水田全部集中在村子中间，整个村子的劳力全部集中在水田里。集中在那儿的还有全村的希望，全村的命脉。
于是，男人下田，女人下田，铁犁下田，水牛下田。被铁犁掀起的土地整整了翻了一个身，像一条条跃动的肥硕的鲫鱼背；四通八达的水路迅速伸向每个水田，田里旋即变白；随后田埂上一担担满满的秧草倒了出来，均匀地洒进水田；田中间的姑娘小伙可劲地将这些秧草踩到水面以下，伴着踩踏的节奏，两个肩膀时高时低，像是在扭秧歌。
我们有时会在田埂上四处晃荡，稍大的孩子不时地使劲跺几下田埂。如果田埂边上的水里冒气，他们便屏住呼吸，蹑手蹑脚地将手伸到水里，十有八九，一条黄鳝便夹在他的中指与食指之间。
也有把脸都吓绿的，比如运气不好的话夹在手里的会是一条蛇。当然也只是水蛇，不伤人的。
所有的人都高高地卷起裤管，我们的小腿是与泥土接触最多的部分，我们是天生的泥腿子，从来不害脚气。
二
“秧草”这个词语可能已经走进历史了。
在没有化肥的年代里，肥田的渠道主要是靠家畜的供给，然后便是“打秧草”。
大人和稍大一些的小孩会到山上、到河边、到村口甚至到外村砍一些绿草。成担成担地往水田里撒，再用我们的泥腿踩到泥里，时间一长，就地腐烂，便成为肥料。
印象中，还有一种植物叫做红花草，奇怪的是它本身却是绿色的。有专门的草籽，往闲置的荒田里一撒，第二年春天，便是满眼的碧绿，像微缩版的草原。
这样一来，山是绿色的，房屋四周是绿色的，田是绿色的，连原本荒废的田地都是绿色的，绿的连水都撒不进去了。
我们时常会滋生莫名的冲动，三五个一群，四周看看，发现没有大人，便一头蹿进红花草的草地里，四面朝天地躺在那儿，吮吸着来自于它的芬芳。真的，红花草有一种莫名的清香，有时我们忍不住，会用嘴叼几根左右咀嚼，至于有没有吃下去，已无印象，不过即便吃下去也该没事。
村里的老水牛不是长得那么健硕吗？
红花草没有喂养我们，却喂养着我们的稻田，我们的稻田总是在丰收。在丰收的日子里，我们总是那么地快乐。
就在那个全村唯一的巨大的晒谷场，早已有人将这个晒谷场整修完毕。每到晒稻的时候，这都是必不可少的工序。首先全部用锄头将表面的一层翻过来，再撒上水，掺杂一些石灰草灰之类，然后让耕牛拉着石磙四处碾压，几趟下来晒谷场的表面平坦柔和，像远方的湖面。
一包包稻子转移到了晒谷场上，口袋一松，金黄一片。所有的口袋都松开了，里面的稻谷堆在地上，成了满满的小山包。不过，这些山包迅速地被大人们平整、分散，像煎饼似的被烙成了好大的一块，薄得像张纸。晒谷场有多大，稻子便覆盖到哪儿，足可以保证它们接受最好的阳光。
尽管是专门用来晒稻的，可在山里哪儿都躲不开树木的。晒谷场的边上依然是巨大的杂树，且一棵连着一棵，再大的太阳在那儿你也找不到的。我们被委派了看护稻子的光荣任务，索性栖息在树上，胆大的伙伴竟然敢在树杆上睡觉。在树上睡觉的还有麻雀和喜鹊，大家相安无事。
稻子进仓了，晒谷场即将走下当年的历史的舞台，在谢幕之前，全村人好像要在一起吃顿饭。这项活动有个很亢奋的名字：开伙！乍一听，像打仗似的，其实就是全村分组在一起吃个收工饭。人数太多，只能在露天进行，四处悬挂的马灯把晚上照得如同白昼，断然是吃不到鼻子里的。一口大灶，五六个砧板，七八条鲤鱼，一箩筐的牲口，山一样的柴火堆让幼小的我们大开眼界。妇女们前后忙活，男人们胡吹海侃，小孩们四处乱窜。不一会儿，划拳声，碰杯声，嬉笑声，打闹声响彻山谷，唯有高悬的月亮一如既往地温和，用她惯有的清辉润泽着我们，庇护着山村。
爷爷也好，二爷爷也好，酒喝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声音也大了起来，能够见到身体在依稀地摇晃。我们听的真真的是那样的几个字：
“万物土中生呵！万物土中生！”
这就是诗歌？
这是我们乡村的密码。
三
除了稻田，还有山地。我们是山区，山区全是山地。
耕地是米，山地是油。没有米会饿死，没有油，会乏味的。
我们的水田不多，一个村子就守着中间的那么个大方块，时常需要买米的。但是山地里很充盈，有成片的麻地，有遍野的果园。经济作物和果木是乡村经济最为主要的补充。正是因为这些补充，所以在我的记忆里，无论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来组织我们的劳动，集体也好，单干也罢，我们似乎从来就没有贫瘠过。
不过，比我们更大的人是挨过饿的，他们提到那几年的时候总是心有余悸，表情凝重。
所以，有了后来的包产到户，有了后来的私营企业，有了后来蓬勃的富裕。
整个村子被切成了很多块，无论是水田、山地、树木还是水塘，村庄不再是景物的堆积而是姓名的毗连。每家每户都有了属于自家的田地、农具和耕牛，所有人的积极性被调动了起来，竭尽全力地耕耘着自己的土地。反复地深挖，不断地施肥，田里收拾得像新娘的洞房，一根杂草都没有。那唯一的一个小水库，成天被水车包围着，田里维持着充足的水分，不要说什么病虫害，连根稗子都找不到。巨大的晒谷场也被分成了很多块，归属于每家每户，别人是不能越界的。
一年下来，家家丰收，户户超产，自己的收获第一次进了自家的粮仓。
露天的灶台不在了，人们关起了门，各自窝在家里体验着喜悦，谋划着未来，信心满满。
我到了上学的年龄，学校在外村，每天要往返四趟，一道往返的有同村的五六个孩子。
路变长了，也变窄了，每天我们走出村口的时候，回头看看我们的村子，忽然感觉这个村子也越来越小了。
经历过最初的喜悦，人们的眼睛开始瞄向了山外。
当人们发现仅仅依靠土地再怎么精耕细作都不足以富裕的时候，土地变成了妇女们的专属。男人们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木匠、瓦匠、小工、商贩等等，他们有的是早出晚归，有的是常年在外，几个月甚至到年才能回来一次。
受到波及的还有孩子们。
和我一道上学的孩子们陆续辍学了。因为，他们要拜师要外出学手艺，当泥瓦匠，几年之后，一天就能挣好几块钱，再然后，就可以把钱存起来，还能盖新房，还能娶媳妇。
姑娘们读书的就更少，有个十四五岁，就剪掉了辫子，烫起了头发，背着蛇皮口袋，奔走在自己讲不出名字的大中城市里。起初是一年回来一次，后来是几年回来一次，再后来，就很少回来了。不过，外地的钱倒是源源不断地往回寄了不少。起初每次寄钱回来，都会在山村引起小小的震荡，到后来，也就见怪不怪了，倒是滋生了一些不太友善的谣言。
谣言来源于背地的咬耳朵，当面的时候，人与人之间似乎更客气了，话少了许多。
村子安静了许多，布谷鸟叫得都很稀疏，再也听不见二爷爷标志性的召唤了。我们每天从他家门口经过，他老得很快，原先那个矍铄的老人腰杆不再挺直，总是向前弓着。他似乎总是瘫坐在门口的石阶上，样子很凶，很少搭理我们，有时还骂骂咧咧的，我们没人敢招惹他。
他已经不是队长了。村子里不需要队长了，自然也不会有人去听他的安排。
他甚至会怀疑自己曾经的安排是否是一种失策，他自己给自己找了个枷锁，很重很重。
这哪是他能左右的呢？
我爷爷不同，想得很开。他看什么都是对的，成天喝了小酒，打着小麻将，尽管他输多赢少，可他乐在其中。
四
外出务工不是长久之计，这是走出去的人的共同感受。
靠土地不可能富裕，得让土地变成黄金，这是他们的第二个感受。
土地变黄金的最好途径是烧窑，制砖。那时候，全国都在建设，像一锅煮沸的开水，四处冒着蒸汽。每个乡镇都有窑厂，拖拉机和毛驴车奔走在祖国的四面八方，“深圳速度”连带催生了许多以“速度”为词根的短语。
村子中间的稻田被平整了，上百亩的样子全部被推平，一个简易的窑厂矗立其间。这个封闭的村子里，第一次有了“厂长”“书记”“组长”“工人”“上班”“办公室”“皮包”这样的称谓，机械的轰鸣声打破了乡村的寂静，栖息于山林的斑鸠喜鹊吓得东躲西藏。
村子几乎没有水田了，通往水田的道路也变得异常难走，而巨大的晒谷场也显得有些多余。
窑厂吞噬着村里的青壮年劳力，吞噬着山间的树木，吞噬着人们曾经平静的内心。释放着一眼看不到头的砖堆，释放着现代意识，也释放着黑乎乎的废气。
大约只有一年的时间，窑厂倒闭了，在那儿消耗一年精力的村民们除了拉回一些次品砖块之外再无所得。那广博的空地变成了遗址，很快地变杂草丛生，像红楼梦写到的“枯草衰杨”。再也没有人想把稻田恢复过来。老人们说，这么一折腾，也恢复不过来了。
其间，领导们还曾想过靠山吃山的主意，筹措了大量的资金在深山开了一个煤矿。挖了好几年，把山都挖通了，一块煤渣都没挖到，只有一堆堆的黑石头。煤矿带给我们的利好是修了一条进山的土路，此外，我们当时曾经不花钱到里面的澡堂里洗过澡，而它留给我们永久性的印记是此后从山涧里流出的泉水全部变成了黑色，直至最后枯竭。
还是做手艺，还是当保姆。村里变成了留守之村，什么都是留守：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
其实，那些仅有的耕地也是留守耕地。这是村民口中的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于是，青壮年外出，全靠老人小孩们侍弄，能种多少是多少，不种的话任其自生自灭。
五
我已然长大，在外面溜了小小的一圈，便回到这个村庄，然后又离开。不过，离它也不是很远，个把小时就可以回家的，我没留意的是事实上我回去的越来越少。就这样，晃晃悠悠的，一晃又是个二十年。
二十来年看起来很长，过得却很快，因为这个村庄除了在我小时候动荡过几次之外，之后再也没有什么新的变化。就像村口的二爷爷，每天都在那儿，不怎么动弹，不怎么说话，生命的全部意义好像就在等待，抑或他的等待原本就没有什么意义。
房屋更多了，多是楼房，从二层到三层，而且越是漂亮的房子盖得越来越醒目，占据着最显眼的位置。连村子标志性的晒谷场也被几家变成了宅基地，最终竖起了高耸的楼房；靠近村中心的稻田旱地也都盖起了楼房。整个村子房子盖得七零八落，都拼命地往前挤，终于把全村的主干道挤得越来越窄，我家的老房子不到跟前都是看不到的。村子里人口越来越少，但是我不认识的人却越来越多，因为我认识的人已经越来越老了。
我爷爷是八十三岁去世的，葬在后山上，离我和我叔叔家都很近。有时候，我夜晚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会下意识地往那儿看看，心里并不是很难过的。他一生没有到过外面的世界，就在这个村庄里，他曾经也活的那么豁达，那么痛快，那么得受人尊重，现在，他能躺在毕生都不曾离开的土地上，听着熟悉的山风，看着手植的竹林，闻着水果的清香，又有什么遗憾呢？
二爷爷在七十几岁的时候也去了，时间上在我爷爷之后，依然葬在本村，离他家也不远，他同样可以继续庇护他的后辈他的家人。
有一年，我忽然发现，整个村子没有什么大树了，包括村口几人合抱的那两棵，一问，作为集体财产变卖了，每家还分了一点钱。“锯树很快的，现在都是电锯”，我远房的一个舅舅轻描淡写地说着。
六
父亲是镇上场子里的工人，没有分到田。我家的田是因为我母亲才分到的，只有一块一亩一分的水田，就在村子中间。
小时候，我会跟着母亲到那儿干活。农活我大半都会干，我见证过全村一起干活的辉煌，也亲历着这越来越暗淡的衰败。
窑厂毁灭了我们通往水田的道路，我们左绕右绕才能到达田里。有时挑一担稻竟然找不到可以歇脚的地方，只能咬着牙继续坚持，豆大的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淌，好容易可以有个稍微平坦的地方，还是找不到可以遮阴的大树还有清凉的山泉水。
我终于还是懒惰的，有时会和父亲抱怨，那个田可以不做的。我怎么着也算有个正式的职业，我爱人也是。父亲自己还拿着两千块钱一个月的退休工资，在乡里日子很好的，再说我孩子大了，母亲要照顾，没人干活了。父亲不听，他开始了自己一个人的战斗，从播种到施肥到收割，再搬运到家。折腾了那么多的精力，有时不过是我们全家团圆一顿饭的价钱。父亲的理论是活归活干，饭归饭吃。
不知怎么的，我开始有点理解父亲了，只是说不大清楚那样的感受。后期，我不怎么劝他了。
在越来越少的种田人当中，出乎他们意外的是，我那拿着工资的父亲，一直以六十多岁的年龄在田地里坚守。
终于，全村都放弃了，因为不放弃都不行，一个大型企业进驻我们村，把整个村子全部征了下来，村庄集体迁走。短短半年，村子夷为平地。
新村选址是在临近的圩区，一马平川的稻田。房子建得飞快，我们还在为新村旧村恍惚之际，新村就在此起彼伏的鞭炮声建成了。整齐划一的楼房，高端气派的装饰，四通八达的水泥路，错落有致的绿化带，让慕名而来的参观者叹为观止。我们的生活突破了一般人所能有过的最为大胆的想象，幸福生活的达成竟有如此地迅速，一切的一切让我们眼花缭乱，应接不暇。
只是，我们的决策者又再次占去了几百亩的良田，而且毗连围堤，无论是从保护耕地的角度还是洪涝的防范隐患来讲，这个举动都未免欠周详。
不过，没有多少人惦记着这事，人们且幸福着，快乐着。
七
工厂并没有全部利用村子里的田地，少部分的田地还在，包括我家还有其余的三四家的田依然可以耕作。
父亲驾驶着他的三轮摩托往返在集镇和山村中间，有时会打电话告诉母亲：秧已经弄好了，田也犁过了，现在这水牛太吃香，犁个田还得预约什么的……
有天，他还得意地告诉我们，说谁出多少多少钱要买他的田，他的回答竟然是：没门儿！
母亲有时也纳闷，老头大半辈子没种过地，这老了老了，提到田地怎么浑身是劲？
他还计划，把工厂不用的山地也给整出来，不种作物，专门栽树，栽与众不同的树，这样好让我们以后会认得哪块山地是我家的。想法是好，无奈山里到处都是人家放养的山羊，父亲前脚弄一批树苗，后脚就被羊啃成了秃头。但是他可谓不屈不挠，坚持把树种了下去，尽管代价不菲。
父亲不仅仅是提醒我不能忘记自家的山地，他其实还想说，不能忘记回家的路。
他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随着自己年龄的增大，从爷爷到父亲的遗传基因开始在起作用了，而且越来越强大。住在城市的角落里，我越来越找不到认同感，我面对着这些火柴盒般的房屋很少能畅畅快快地呼出一口气，我有时抑制不住地喊两声嗓子会引来无数的好奇，时常走进我梦中的还是那湿漉漉的山野和香喷喷的稻田。
我怀疑当我退休的时候，我会不会从城市离开，接过父亲的铁锹，继续着哪怕也还是一个人的战斗。
尾声
今年春节，我在父亲的镇子上，拉着和自己一般高的儿子回村子看看。
不是新村，是已被推平了的老村。
半个小时之后，我应该到达了我的老家位置。说应该，因为这儿很难找对与自己对应的上的景致，山顶上是皮带运输机，远处是气派的办公楼和宿舍楼。我完全是凭感觉才找到了我的老屋所在地。
这还是父亲的功劳，他在那儿种了几拢油菜。我临出门的时候，父亲说，好找，就是几拢菜地呗！当晚，我写了篇文章，题目叫《故乡是两拢菜地》。
孩子觉得索然无味，在菜地上待了两分钟就要走。顺着返回的路上，孩子忽然看到了一个碉堡样的建筑，感到好奇。我一看，原来是当初窑厂的水塔，四周已被杂草覆盖，只能隐约地看到一些砖块。我驻足一刻，放眼四周，窑厂只剩这么一个记号了，百亩的面积全部变成了乱石堆，我们连找条路到跟前都不可能。
再前面，是我家的稻田。真不错，方方正正的，倔强地对抗着这周遭的萧条，这是父亲的军功章。
很快地，我们走到了村子的出口，其实就是原来的村口。但是我没有办法把他们等同起来，因为没有大树的遮掩，没有二爷爷的守卫，没有村民的进进出出。这儿就像一个无人区，怎么会是我们的出口呢？
那时，二爷爷端着个酒杯，摇摇晃晃的，一字一顿地说：万物土中生啊！万物土中生……
我也是万物之一，我知道。
我想转过头，面对曾经的远山，面对曾经的住所，面对依然鲜活的稻田，拢起双手，高喊两声。可我不知道喊些什么，我在召唤谁呢？我能召唤谁呢？我要发出的不过是自己的心音。
我欣慰的是，我不会是一个人的吟唱，至少会有山谷的回音，至少会有泥土的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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