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不和谐的音符散文

流年不和谐的音符散文

　　我已经离开内地五年多了，现在能够去北京，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后，还可以返乡一次，心里确实很高兴。我连忙去找车。那天运气也真不错，刚刚走过拉萨河大桥，就碰到一个藏干校的老同学。他问：“好久不见，今日去哪里？”我答：“去内地出差，过河来找车。”他笑了，说：“别找了，去运输站你也很难找得到。我们单位邮车后天去西宁，你就坐邮车走吧。”我问：“你住在哪里？我现在就跟你一起去买票。”他说：“票我先替你买好，你明天上午到邮车总站来拿。”这可真正又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呀！第二天我先去邮车总站取回票，立马就去刘万明那儿领粮票，老刘说：“穷家富路，就给你120斤吧。”我又去借差旅费，那位刘会计说：“老H说你去了兰州还要去北京，还要回湖南老家看看，那就给你借400块钱吧。”下午我又赶快过拉萨河去贸易公司买了两条黄金叶香烟，在八廓街买了些印度出产的塑料手镯、项链、牙刷、塑料镜子等小物件，准备回去做为礼品送人。晚上，刘万明又拿来3筒青海出产的牛肉罐头，说：“现在内地吃肉挺困难，这个带在路上吃。”我这次去内地，来回估计最多也就是两个月，可兜兜里揣着120斤全国粮票，400块钱的现金，还有3个大牛肉罐头。那时候，好心的内地人们只听说西藏是个苦地方，都可怜我们西藏人；可在内地好多人过着半饥半饱“苦日子”的60年代初期，中央对西藏的物资供应并没有减少。听说这还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的。

　　第三天一大早我就来到邮车总站，找到了那辆去西宁的邮车，只见那只能坐三个人的驾驶室里已经坐着两个穿得干干净净的年轻女子。我心想，到底是女司机，就是比男人爱干净。我拿出那张车票，小心翼翼地问：“请问哪位是师傅？”靠外边坐的那穿一身劳动布工作服的女人抬头看了我一眼，问：“有事吗？”我说：“我是买了票搭这辆车去西宁的。”那女子没有搭理我，却用胳膊捅了一下穿一件花布衫的同伴，笑嘻嘻地说：“早就告诉你，这车满员了，你偏要来凑热闹。快下去，快下去。”花布衫不依不饶，一副娇生惯养的样子，就在驾驶室里撒开了娇：“不嘛，我今天偏要坐这辆车！”两个女人正闹得不可开交，一个粗大的嗓门传了过来：“真正是两个女人一台戏，车子还没有发动，耳朵就快要让你们给闹聋了。”花布衫拉开车门，一步跳下车，又一把将师傅拽到远处，两人嘀咕了几句，师傅来到我身旁，皮笑肉不笑，盯着我说：“今天车子没位了，你去退票吧。”我说：“师傅，我去西宁有急事……”没容我再讲一句话，师傅已经坐进了驾驶室，从车窗里伸出个头来：“若真有急事，那你就坐到大厢上面去。”那时候在拉萨搭个车回内地有多难呀！我在心里叹了一口气，再也没有回答他的话，老老实实地爬上了大货厢，坐在那被帆布蓬蓬包得严严实实的车厢里。好在大大小小的邮包都可以当成垫子和枕头，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驾驶室里有了两个搭车人，我这正儿八经买了车票的人却只能坐在车厢上，当然也就用不着每到一个运输站，就立即跳下车自己掏钱去替师傅买饭了。但是那一次我从拉萨到格尔木，一路上的感受比上次进藏时要难受多了。一则是那次进藏，好多人挤在一个车厢里，路况好时，大家有说有笑还讲着有趣的故事；路况差时，大家也能互相有个照顾。可这次，空荡荡的车厢里，除了邮包，就只有我一个活人，本来稀薄的空气也好像变得更加稀薄了，我整天都被憋得透不过气来。二则是，这青藏公路从1954年正式通车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改为沥青路面之前，从黑河到格尔木那八百公里有好多处的永久性冻土地段，冬天冻得硬邦邦；夏天地表又晒成了烂泥滩，一年到头都在修路，处处都是“便道”。在这种路上，若是重载的车子还好一点，可是那邮车，车厢里的邮包轻飘飘的，颠簸得特厉害，我的骨头好像都快要被颠散了架。第三天师傅夜里赶车，深夜一点多的时候，我也不知到了哪里，汽车停下来后，听到有人动手在解车后栓蓬布的绳子，接着听到驾驶员扯开嗓子在喊：“车上小伙子，快下来！”我连忙从车上爬下来，问他：“师傅，这是哪里呀？”。他没好气地说：“要死不活的五道梁！喊完爹爹再喊娘！”发完了牢骚，他又对我说：“肚子都贴着脊梁了。你快到食堂去看看，有啥吃的没。”冷清清的院子里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我借着汽车那微弱的尾灯光，摸索着找到了食堂。听到一阵轻微的呼噜声，我顺着声音摸了过去，刚隔着被子摸到一只脚，一个黑影一下子翻身坐了起来，将我吓出一身冷汗。只听他大声喝道：“谁？干什么？”我连忙说：“师傅，我们是拉萨来的邮车，想买点饭吃。”他没有再说话，“擦”地一声划着根火柴，点亮了床头一盏小煤油灯，指着案板说：“那盆里还有几个冷馒头，快拿走。想睡觉，自己到后面去找空房间。”我问：“师傅，馒头一个多少钱？”他没好气地说：“我只管做饭不管收钱。拿上馒头赶快走！”我只好抓起那几个不要钱的馒头，还没等我走出伙房门，“扑”地一声他就吹灭了灯，又睡下了。我拿着馒头摸回车旁，将那炊事员的话告诉了师傅。师傅将几个冷馒头往驾驶室两个女人身上一丢，拉起我就摸到后面去找房。师傅推开一扇门，可还没等他跨进去，一个女人的声音传了过来：“谁？干什么？”师傅说：“食堂师傅让我们来睡觉。”这次，里面的声音更大了：“你们找死呀！死到女宿舍来了！”驾驶员狠狠地“呸”了一口，转身掉头就走，嘴里连声说着：“倒了血霉！真正是倒了血霉！不睡了。走，走，走！”回头对我说：“快上车，赶快走！”一直到了不冻泉才停下车来吃了一点饭。

　　好久好久，车又停了下来。见我半天不下车，那师傅在车底下大声喊：“车上小伙子，格尔木到了，快下车，快下车！”我先将那装着三个大罐头的地质包丢了下去，再连滚带爬下了车。我刚站稳，师傅告诉我说：“车坏了，可能需要好几天才能修得好，你还是另外再去找个车吧。”我说：“我这车票可是买到西宁的呀。”师傅没好气地说：“要退钱，你到拉萨总站去，我可管不着，叫你去找车你就赶快去，还罗嗦些啥？”我心里那口气呀，憋得真要爆炸了，若依照我过去的脾气，今天非跟这不讲理的东西大吵一场不可。但这时，口干舌苦，话到了嘴边连说出来的力气都没有了，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有气无力。

　　一条小河将格尔木分成了东西两边。西藏驻格尔木办事处设在河西。但是河东才有去西宁的长途汽车站。我咬咬牙，背上地质包，先到河东去买车票。还算顺利，当时就买到了。第二天清晨出发，一路无话，第三天到了西宁。第四天就到了兰州。

　　那时候西藏还没有民航（当雄机场1956年试航成功，但直到1965年才有极少量的航班），人们进出藏时只能走两条公路：川藏公路海拔较低，一路上风景确实秀丽。可那一条路，老虎嘴、雀儿山、泥石流、大塌方……，有的地方汽车通过时，右后轮的两只轮胎，外面那一只竟然是悬在空中！因此，除了昌都地区的人之外，其他地区的人都是走的青藏路。所以不论冬夏，都要穿皮大衣、毛皮鞋，否则就无法翻过唐古拉。可是一到了内地，这些给人们带来温暖的宝贝，一下子就变成了最大的包袱。但是只要你来到西藏驻兰州办事处，他们就会替你妥善保管这个“包袱”。等你进藏时再高高兴兴地取回去，这时候“大包袱”又变成温暖的好宝贝了；你若是在内地缺了粮票缺了钱，只要你有出差或休假证明，办事处也会借给你。那时候，西藏驻内地的办事处真正是西藏干部职工自己的家。

　　我将自己的皮大衣、棉裤、毛皮鞋捆成一个大包包，存放在西藏驻兰州办事处招待所，为了去兰州探矿机械厂办手续方便，我没有住在那里，就去甘肃地质局招待所登记住了下来。次日天一亮，我连早饭也没吃，空着肚子就赶快去兰州郊区的西固城，找到探矿机械厂供销科，将地质部的调拨令交上去。那长着鹰钩鼻子的科长只瞟了一眼，就随手将调拨令塞进了办公桌抽屉。看着我站在他办公桌前，连个“坐”字也没有，却抬起头来将我足足看了两分钟。又笑着问：“吃了？”我狠劲憋下一口气，挤出一点笑容，答道：“还没吃。你给我将手续办好了，再赶回城里去吃饭也来得及。”科长哈哈大笑，说：“小老弟，你是不是也太性急了一点？心急可喝不了热稀饭呀。”笑声没了话也说完了，却又诉起苦来了：“嗳，可我们现在连口稀饭也喝不饱呀。”我一边用力咽下一口气，尽力保持住脸上那点挤出来的“笑容”，也只好口是心非地笑着说：“科长，请你早点帮我把手续办一下，办完这件事我还要到地质部去办事哩。”直到这时，他好像才发现我一直站在他面前。用手随便一指靠墙那根长木凳，连声说着：“坐，坐，坐。”然后又叹起气来：“你说还没有吃早饭，可我早上喝的那一碗只有几粒粮食的稀汤汤也早就变成尿了。你等一下，我去去就来。”我连忙笑着答应：“行，行，行。”我心想，他说“去去就来”，那肯定又是去尿尿，那还不是三两分钟的事吗？一来了也就该给我办手续了。这次的笑容根本就不用“挤”，它自动就流了出来。可这一等，竟是一个多小时！我记起一句老话：“在人矮檐下，怎敢不低头”。说来也怪，这句老话倒像一桶冷水，将我那满肚子的火气“恰到好处”地及时浇灭了，我才能够耐着性子再等下去。又等了好一阵子，科长来了，说：“听说你们拉萨供应挺不错，真想到你们拉萨去哟。”我拼命压下一口气，回答道：“欢迎科长去拉萨，到时候我一定到运输站去接你。”他没有说话，只是又抬头盯住我，那眼光竟将我弄迷糊了，他到底想要干什么呀？见我没有反映，他有些失望地又叹了口气，说：“时候不早了，你后天上午再来吧。”这就是我饿着肚子跑了一上午的结果？那一次我亲身体会到了，人的肚子真的是能够被气饱的。回到招待所，跟我同住一间房的新疆地质局的那位同志问我：“手续办好了？”我说：“空跑了一上午，供销科长让我后天去。”他听后笑笑，张了张嘴，好像还想说点什么，但又轻轻地摇了摇头，那想说的话好像也被摇走了。等到第三天，我一早又去探矿厂，可一直等到中午快下班时，那科长才姗姗而来。一见到我，先开了口：“对不起！对不起！今天上午有个会，来晚了。”接着又发开了牢骚：“一天两顿稀饭，肚皮都贴着脊梁骨了哟。”我问：“科长，那我中午在厂里等着，你下午给我办手续好吗？”他抬起头看了我好久，好像是百般无奈，说：“嗳呀，我看你还是过两天再来吧。”我说：“求你给我办一下。办完了，我还要赶快去买火车票。”这时他却“变脸”了，站起身来，恶狠狠地说：“我说两天就两天！还罗嗦啥？”就这一句话，将我心头的火点了起来，我真恨不得站起身，指着那鹰钩鼻，将这几天积攒下来的一肚子窝囊气发泄个一干二净，然后转身一走了之！但转念一想，不行！这可是我第一次来内地出差办事，总不能跑了几千公里路，回拉萨对孙局长说：“跟人吵了一架，事没办成功。”哎，千真万确，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呀！我只好忍气吞声，也没跟他说再见，就回到了招待所。新疆那位同志见我没精打采的样子，笑着说：“肯定又没办成吧。”我点点头，说：“我真想不通，堂堂地质部的调拨令在鹰钩鼻子那里为什么就一点不管用？”他说：“这就叫做现官不如现管。他不是说你们西藏吃得饱吗？你明天给科长悄悄送几斤全国粮票过去，包你手续就办成了。”

　　说句心里话，那时侯我参加工作也有十来年了，但确确实实是有生以来头一回听说办公事也要送礼走后门。可不去送，事情又办不成。那一个晚上，我在床上翻过来覆过去硬是睡不着。隔天早晨，我先在招待所附近的小摊上要了一大碗兰州牛肉面填饱了肚子，然后去到探矿厂。我面红耳赤地将两张五斤全国通用粮票放到鹰钩鼻子的桌子上面时，倒好像自己做了件见不得人的亏心事，脸上热辣辣的，真像有千百只恶心的苍蝇在心里头爬！

　　等我办好钻机调拨手续，坐火车到了北京，找到地质局驻北京的采购员吴国瑞，将后勤的信交给他。老吴是班戈湖队的老同志，他看完信后说：“信上只是说这次让我领着你在部里和北京熟悉熟悉情况。是不是局里打算今后让你也来当采购员？”听到那采购员三个字，我立即想起了兰州探矿厂的鹰钩鼻，想起我做小偷般送出去的那十斤全国粮票。我心想，算了算了，我这个牛脾气哪里是干采购员的材料？赶上那时候正是夏天，北京热得很，既然没有什么具体工作，我在那儿呆了两天，就跟老吴说，临来时孙局长说让我回老家去看看，我就打算先买了张火车票到天津去看外婆和六舅。

　　这一次从西藏辗转回北京的经历让我印象深刻。一路上所遇到的人和事，很多都不尽如我意。比如那位司机，又比如那位迟迟不给我办理手续的科长，又或者是旅途的颠肺流离……这些不和谐的“音符”一路陪伴着我，它们曾经伤过我做为一位归乡旅人的心。可我从来没有抱怨过谁，这没有必要。我想这就是生活，正因为生活中有了不和谐的“音符”，才会让我们对和谐的生活充满了希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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