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理由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普遍缺乏宗教信仰传统的民族来说，以基督教文化为背景的欧洲礼貌的确不那么容易让人理解。另外，关于加尔文是否就是迫害塞维特斯直至将其送上火刑架上的元凶，至今由于控辩双方各执一词成为一段未了的公案。尽管如此，当我们读到茨威格以文学家充满激情又不乏思辩的笔触写就的《异端的权利》一书时，依旧为作者对宽容所做的辩护感到震撼。
因为持不一样宗教见解的塞维特斯被著名的宗教改革者加尔文斥之以“异端”而送上火刑架，同时代另一个宗教宽容思想者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卡斯特里奥为了思想的自由而对加尔文发起了“蚂蚁撼大象”的思想和信仰的斗争。卡斯特里奥宣称:观点和概念是个人的经验和事务，除了隶属于持有它们的个人以外，不从属于任何人。它们无法加以训练和控制。一个真理可能会援引上帝的名字一千次，可能会一再宣称它本身的神圣不可侵犯，但没有批准它去毁坏上帝所给予的一个人的生命。而所谓的“异端”在卡斯特里奥看来则是“当我思考什么是真正的异端时，我只能发现一个标准：我们在那些和我们观点不一样的`人们的跟里都是异端。”于是“因此，任何对内心世界的道德、宗教和（允许我加上）艺术上的信念进行官方干涉，都意味着滥用职权和侵犯公民的神圣权利。”
茨威格借助卡斯特里奥之口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从此以后，我们必须要永远不停止去提醒整个世界：它眼里只有战胜者的丰碑，而我们人类真正的英雄，不是那些透过屠刀下的尸体才到达昙花一现统治的人们，而是那些没有抵抗力量、被优胜者暴力压倒的人们——正如卡斯特利奥在他为精神上的自由、为最后在地球上建立人道主义王国的斗争中，被加尔文所压倒一样。”
以《圣经》为语境和论点证据的辩护让我们这些身处东方礼貌的人觉得似乎略显苍白。但事实上在我们漫长的历史中，尤其是独尊儒术之后，大多数先哲们思想的论辩又何尝不是毫无例外的对儒家经典的不一样解读。在西方黑暗而漫长的中世纪，在我们这个古老礼貌国度里以前的焚书坑儒罢黜百家，唯其万马齐喑唯其千篇一律的刻板唯其死气沉沉无比压抑，更因为《异端的权利》让我们看到所有以神圣的名义（无论是上届的上帝还是尘世的君王无论是圣人的经典还是宗教的教条）反对乃至迫害“异端”都是不人道的，究其实质都是对权力无限制的贪婪的攫取欲和对自由思想异质思维的无情践踏！由此更显示出宽容的可贵自由的无价。
这是茨威格从哲学好处上的道德好处上的为宽容为自由鼓而呼。即便从经济学的立场来看，自由也是一国经济繁荣所务必的。
亚当·斯密早就在他的《国富论》中阐明了“看不见的手”是经济发展的始作俑者和最终的裁判者。因为“我们获得饮食，绝不依靠肉店、酒店和面包铺老板的恩惠，而是由于他们维护自我的利益。我们并不要求他们发慈悲，而是向他们的利己主义去申诉。”总有人会将此刻相对富裕的生活归功于某个特定组织的领导。事实上那但是是给了此刻的人们相对于以前极端群众主义的异化为机器的人们少量的自由，人们得以发挥巨大的潜能。改革只是使得人们少了些许束缚，起作用的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事实就摆在那里——同样的人同样的企业应对不一样的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就是那少许的自由带来了无比的创造。
这天看了网络上厦门女业主骂走四车城管和警察的视频。可谓铿锵有力字字珠玑。引起我们思考的是，政府到底就应扮演什么样的主角。是事无巨细万事包揽，从穿衣吃饭到娶妻生子从精神信仰到道德教化，甚至于穿什么颜色的衣服贴合规范什么样的做爱姿势有碍风华。还是在规则（法律，教育……）制定之后安心做一个“守夜人”。历史上看，凡是集权或极权的国家都难以善终。任何以单一意识形态治国，企图全面改造人的思想的政府，最终都变成政府与民争利直至蜕变为少数权贵对大多数普通公民的经济文化思想全面榨取和剥夺——无一例外。倒是每朝开国之初以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给予人们相对的自由往往能成就一番盛世。（关于政府的论述参看洛克的《政府论》，关于极权主义可参看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
人性本恶论是西方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哲学基础。其来源于基督教关于“原罪”的世界观。在阿克顿爵士的眼里权力总是可耻的总时候趋向于被滥用，太最著名的一句话是“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因此制度而不是道德才是监管权力的最佳选取。监管权力就务必允许人们自由开声，允许异质思想的存在。“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好处”。
和谐不是所有人发出同一个声音，而是不一样的人能够发出不一样的声音。好比做菜五味调和才能美味，白水煮菜则如水浒好汉李逵说的“口里淡出个鸟来！”这一点咱老百姓不比专家教授缺少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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